什么是刘易斯拐点（刘易斯拐点真的要来了吗）

刘易斯转折点刘易斯转折点，即劳动力过剩到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达到瓶颈。

刘易斯转折点现象。

刘易斯认为，一个国家发展初期存在二元经济结构。一类是传统生产方式产生的“维生”部门(以传统农业部门为代表)；一个是由现代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部门(以工业部门和城市为代表)。农业部门人口众多，增长迅速。由于边际生产率递减规律，其边际生产率很低甚至为零，农业部门出现大量的劳动力剩余。

这时，只要工业部门能够提供略高于农村人口最低生活水平的固定工资，农业部门就会向工业部门涌出大量劳动力，为工业部门的扩张提供无限的劳动力供给。(所谓“无限的劳动力供给”是指在给定的工资水平下，劳动力供给曲线具有无限的弹性。“既定工资”是农业部门劳动力维持生活所需的最低收入水平。)由于劳动力的供给在给定的工资水平下是无限的，所以工业部门会在实际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将其所获得的利润转化为再投资，规模不断扩大，直至全部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此时，工资将从水平运动变为急剧上升，这在经济学中被称为“刘易斯拐点”。

人口红利

与“刘易斯拐点”相对应的是“人口红利”。年轻人数量增加形成的廉价劳动力为经济发展提供了相对廉价的要素价格。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廉价劳动力是重要的发展因素，这在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中也很明显。

“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之间似乎存在正相关关系。前者的出现往往是“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前兆。我们所面临的“拐点”指的是“初级劳动力”领域，相应的，以技师、技师为代表的“中级劳动力”越来越少(本科以上的“高级劳动力”数量在增加，但质量不容乐观)，进一步加剧了未来发展的风险。

刘易斯拐点真的来了吗？今年以来，谈论刘易斯拐点的人越来越多，种种迹象似乎表明，这样的拐点已经在中国到来。刘易斯拐点在中国是既成事实，会到来还是永远不会到来，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同时，这也绝对不是发展经济学中“刘易斯拐点”的专业术语，它第一次成为了一个流行语。

中国可能已经进入刘易斯拐点，人口结构开始变化。

中国大概在几年前就进入了“刘易斯拐点”，原因显而易见：一是从需求端来看，过去20年中国经济增长强劲，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农村人口到城市和工厂企业工作；其次，供给侧也发生了巨大的人口结构变化。

计划生育政策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城市实施。到20世纪70年代末，计划生育政策被正式定义为“独生子女”政策。

国家发改委专家：中国刘易斯拐点将在5-10年内出现。

金融危机过去了，但对于世界各国来说，如何在危机后进行重大调整，成了必修课题。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延生表示：在这一轮大调整中，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未来五到十年，低成本的竞争优势将发生巨大变化，即“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

长期以来，中国通过引进资金和技术，充分发挥低成本优势，逐步成长为世界制造强国，这一点已经得到广泛认可。

“中国出现‘刘易斯拐点’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中国还没有到劳动力全面短缺的时候。”在5月29日举行的首届四川县域经济科学发展论坛上，连续7年参与中央一号文件起草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军说。

从年初的“沿海用工荒”到今天的丰田“罢工门”，韩军向与会者展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不同视角。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仍是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渠道

针对年初沿海地区类似的用工荒，有经济学家指出“用工荒”是劳动力供求关系的表面现象，这进一步证实了中国“刘易斯拐点”的出现。

什么是“刘易斯拐点”？专家解释说，这是发展中国家城乡二元结构的普遍现象，即由于农业人口多，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直到有一天，工业化和城市化吸收了表面上的全部剩余劳动力。如果要继续吸收剩余劳动力，就必须提高劳动力成本。这个临界点被称为“刘易斯转折点”。

“拐点”真的出现了吗？韩军认为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和不恰当的。他给出了一个数字：去年工资性收入仍然占农民收入的40%以上，而国家各种补贴的比例仍然只有3%左右。因此，改善农村就业转移仍然是增加收入的主要渠道。他透露，“十二五”期间，虽然新增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规模会下降，但会达到2000万人以上。

但是，韩军认为，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就业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二是提高农民工就业技能。韩军认为，十二五期间要研究的政策之一就是加快普及高中教育，尤其是中等职业教育。

中国既有城乡二元结构，也有“新三元结构”

在过去的几年里，致力于发展县域经济的中国城乡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演讲中，多位专家从不同角度印证了这一判断。

缩小城乡差距的方法之一是扩大城市化率。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约为46%，远低于发达国家。

城市化率提高的过程，就是农民向市民转变的过程。但彻底的转变不仅仅是取消农村户口，而是解决他们的市民待遇。

“现在，中国不仅有城乡二元结构，还有‘新三元结构’:农民、农民工、市民。”在韩军看来，要消除结构性障碍，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很多，但问题解决得越晚，问题就越大。针对中央提出放宽农民工落户中小城镇门槛，韩军认为，发展县域经济和小城镇是实现农民向市民转变的最重要平台。他建议进一步扩大县和小城镇的经济管理权限，依靠政策放开，激发这一地区产业发展的活力，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应该保留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让农民在城乡之间有进有退。

农民工完全退出还需要30到50年。在谈到创新农业管理方法时，韩军做了一个预测。

韩军注意到，在一些地方，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也在统筹城乡中得到“统一”。

韩军认为，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家族式经营还是基础，规模化经营要强调“适度”。他进一步给出了原因：虽然中国连续六年丰收，粮食形势基本供需平衡，库存充裕，粮价基本稳定，但仍不能掉以轻心，因为这种平衡是紧的，容易被打破。

因此，中国实行两个最st

“农村建设用地可以通过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逐步市场化，但宅基地的所有权及其带来的收益必须留给农民。”韩军说，即使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也要“让农民在城乡之间进退有度”。